自明代正德到明代末年（十六世紀初至十七世紀初）紫砂茗壺以筋紋造型居多。有些作品受銅鏡外形及銅器影響非常明顯。明式家具簡潔、凝重的風格對紫砂壺的影響也隨處可見。早期的紫砂茗壺，其造型氣度渾厚，比較協調，不附加裝飾，僅以筋紋線的變化及開光加強裝飾效果，泥質顆粒較粗，所謂“不務妍媚而樸雅堅粟”。這就是當時以時大彬為代表的壺藝家的崇尚。鐫刻楷書簽名款于茗壺底部，這是早期紫砂茗壺的落款形式。

筋紋器是明代紫砂壺造型的主流，其造型特點是將花瓣、瓜楞、菱花、云水等形體引入紫砂壺造型。把紫砂壺塑成花瓣式、瓜楞式等壺形，打破了壺形單調格局，使壺形造型趨于活潑多樣，增添了無限的藝術意趣。

明代是紫砂壺空前興旺成熟的典范時期，這時期名家輩出，壺式千姿百態，特別注重筋紋器制作，這種風氣延續到十八世紀以后。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是時大彬和徐有泉。

這空前興盛時期的出現，主要是元代壟斷工匠和技術的半奴隸制度式生產關系，到明代后逐步得到了解放，從而為發展手工業提供了有利條件。瓷都江西景德鎮民窯中杰出的造瓷名工陳仲美、吳十九、周時通、崔國樊、吳明官等，紛紛到陶都宜興改業紫砂，促進紫砂工業的發展。

從明代中葉起，社會上飲茶的風氣和品茶的提倡，促使宜興紫砂茗壺廣泛流行起來，并為好茶的文人墨客、士大夫一起推崇。如馮可賓的《茶箋》說：“茶壺陶器為上，錫次之。”文震亨的《長物志》說：“茶壺為砂者為上，蓋既無土氣，又無熟湯氣。”由此可見，當時紫砂茗壺生產的發展、興盛，也借助于文人飲茶風尚的盛行和諸多著述家推崇宜興紫砂壺藝。

明代是紫砂茗壺的興旺成熟期，名手輩出，代有精品。至今有實物遺存并有制作者記載的，當屬明正德年間的制壺名師供春，供春之壺，制品很少，留傳后世的更是鳳毛麟角。自從供春樹癭壺問世以后，繼起的名家有董憾、趙梁、元暢、時鵬，稱為“四大家”。

四大家以后有李養心，號茂林，也是明萬歷時名藝人。他善于制作小圓壺，世稱“名玩”。他在兄弟輩中排行第四，故又以“小圓壺李四老官”得名。起初，名家壺坯都附入缸窯燒造，沒有用匣缽封閉起來，因而都“不免沾缸坦釉淚?！睆睦蠲珠_始，“壺乃另作瓦缶，囊閉入陶穴”，從而防治了紫砂壺的粘染釉淚。

相傳供春曾經帶過一個徒弟，他把制壺技藝毫無保留地傳給了他。這個徒弟叫時大彬。時大彬既繼承了供春制壺地傳統，又創造出自己地特色。他淘土為壺，有時雜以砂土，作品時見巧思，出人意外。他開始制作地時候還只是單純地模仿供春，以大壺為主，后來和當時著名文人王世貞、陳繼儒等交往，突破了老師地樊籬而多做小壺，更加符合文人地美學趣味，因此當時就有“千奇萬狀信出手”、“宮中艷說大彬壺”這類推崇的詩句。

時大彬也有兩個徒弟叫徐友泉和李仲芳，都行大，因而又有“壺家妙手稱三大”的說法。李仲芳，其藝術成就與師父不相上下。紫砂壺的制作，已經有簡單樸素而漸趨文巧。

仲芳父主張復古，極力“督其敦古”;仲芳是主張趨新，不同意敦古的意見。父子爭論激勵。據傳，有次仲芳做好一把壺，急忙送到父親面前問道：“老兄，這個如何？”從此，人們稱仲芳壺為 “老兄壺”。據文獻記載，仲芳“后入金壇，卒以文巧相竟。”《陽羨茗壺賦》評論李仲芳有“仲芳骨勝而秀出刀鐫”之語，可見其壺藝技法的精絕。至于徐友泉的作品，則又別具一格，他喜歡仿效古器物尊罍的形制。造型式樣較多，而且泥色也變化多端。文獻上評論他的作品是“種種變異，別出心裁”。

和上述“三大”同時或稍后的名手，有歐正春、邵文金、邵文銀、蔣時英、陳俊卿、沈君用、陳用卿、陳仲美、陳和之、承從云、沈子澈、惠孟臣、陳子畦等人，爭奇斗艷，壺式千姿百態，制作了許多超越古人的作品，都為人們所寶重喜歡。

明代的紫砂茗壺，不但式樣變化多端，壺形大小也很不相同。大體上說，明萬歷之前，好尚大壺;萬歷之后，壺形日漸縮小。時大彬自他游婁東和諸名士交接之后，才改作小壺。以后徐友泉諸家，更向這一方面推進，從“盈尺兮豐隆”轉向“徑寸而平柢”一途。明末清初更有陳子畦、惠孟臣都是“小壺精妙”、“各擅勝場”的名手。壺形由大而小，不得不承認決定于士大夫飲茶趣味和習慣的改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