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在中國文化史及美學史上，一直是處于后人仰之愈高的頂端。宋理學的道器觀與格物致知，崇尚于簡約質樸美，在平淡之中見本質。正如蘇東坡（1037-1101年）所言：發纖秾于簡古，寄至味于澹泊。建盞便是宋式極簡的最佳印證之一。

典型的宋盞，口闊底窄腹深，給人一種拙中有雅，克制內斂低調的感覺，配套盞托使用，頗有纖秾簡古的韻味。

"盞色貴青黑，玉毫條達者為上",宋代第一茶器的位置使得同朝的其他瓷器難以望其項背，就連宋徽宗都是建盞的忠實粉絲一直為其打call。

建窯是民窯，性質上與被官府壟斷的官窯不同，是因為產品質量精良而被列入貢品生產窯口的，屬于「有命則貢，無命則止」的類型，所以已知產品中既有不少貢品款，也有大量民用款。

北宋中晚期至南宋中晚期窯址都有出土貢品款器皿，證明建窯曾經長時間燒制貢品。

常見的貢品款有鐫刻的「供御」款、模印的「進琖（進盞）」款，后者數量比前者少；即使是出土數量多、較為易得的墊餅，「進琖」款也不到「供御」款的十分之一。

近年有發現少量的模印「供御」款與鐫刻「進琖」款。除這兩種常見貢品款識之外，還發現「御」、「聖（圣）」等款。

這幾類底款均被考古收藏界認為是宮廷定制的標記，畢竟在皇權至上的古代，普通階層擅用「御」、「聖」這類字眼，可是要掉腦袋的。

關于宋盞底款的疑問

油滴盞  張靜

數字款瓷片標本較為常見，分為純數字款與帶數字款兩類。

純數字款從一到十都有出土，十以上還有「十三」、「廿（二十）」、「廿一（二十一）」、「卅（三十）」、「卅一（三十一）」、「四一」等數字；

帶數字款有「二合」、「三合」等。

姓氏款也較為常見，如「王」、「楊」、「詹」、「葉」、「金」、「池」等，均為手刻。

宋代建窯采用龍窯柴燒，一窯可裝燒非常多只盞。建窯遺址中的大路后門窯址有一座長達135.6米（大路后門四座龍窯，有兩座龍窯超過百米）的龍窯，創下全國已知龍窯最長記錄，據專家預計，整窯可燒十萬件盞。

可見當時龍窯維護水平之高，燒盞規模之大。如此大規模的燒制，一家工匠不太容易負擔得起，很可能是多家合燒。幾家的盞坯合在一窯里燒，用不同的姓氏標明歸屬避免混淆，是合情合理的。

故姓氏款用途無太大爭議，應為工匠個人或家族的標記。

年號款目前為止發現的有「雍熙（公元984~987年，宋太宗年號）」、「至道（公元995~997年，宋太宗年號）」、「大中祥符四年（公元1011年，宋真宗年號）」等字樣。

另外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只「大宋明道（公元1032~1033年，宋仁宗年號）」款建盞。

令人疑惑的是，年號款存世極少（每種年號款只有一件），作為手刻款，刻字風格比建盞其他手刻款更加拘謹規整。

而且這幾個款識標明的年代都在建窯產貢品瓷的鼎盛時期（據考為北宋政和二年[公元1112年]到南宋乾道六年[公元1170年]之間 ）之前。

雖然耿寶昌先生（文物鑒定專家，任北大考古系碩士生導師及多所大學客座教授、故宮博物院研究員、中國古陶瓷學會名譽會長）鑒定「雍熙」與「至道」款為真。

但歐陽希君先生（陶瓷鑒定家，論著發表于《文物》等雜志）認為，這兩個款和故宮藏「大宋明道」應為南宋時偽刻。理由是「供御」 等款識均刻寫熟練隨意，為何惟獨刻寫年款這種不重要的文字要小心拘謹呢？這不符合常理。

從年號款的年代和建窯其他刻款的風格看來，歐陽先生所言確有道理，然而畢竟標本太少，每種款只有一個，不好定論，如果今后出土更多類似標本并加以研究，考古界或有新的說法。

其他文字款也有發現「新窯」、「監匠」、「官」、「珎（珍）」、「寳（寶）」、「正」、「茶」、「吉」、「上」、「大」、「中」、「皿」等字樣，其中多數款識都比較稀少。

關于宋盞底款的疑問

「新窯」款目前只發現模印的。

一般認為「上」字款產品圈足和釉色都比較出眾，可能是「上品」的意思，也可能只是個人的記號。

「大」、「中」可能用于標明建盞的大小。

「監匠」、「官」或為官府監造之意，可能是建窯「民窯官用」、「官搭民燒」的表現。

而「新窯」款雖然從字面上看就是新建的窯口之意，但具體用途有不同說法。有人認為「新窯」款之所以用模印，是因為當時新建窯口燒制的新品需要擇優進貢給皇帝；而另一觀點認為「新窯」的修足風格不夠規整，釉色也不夠上乘，可能只是新開窯口所燒第一批產品的標記。

符號款有「≠」「×」和龜背等類型，據推測或為窯工個人的標記。